今天我的心情很激动，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举办纪念汪老诞辰100周年活动，同时还有汪老的铜像揭幕仪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第一次见到汪老是在1979年的下半年。当时我在复旦大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我们研究生班有门叫国际贸易理论的课程就是汪尧田教授讲授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老。1982年到外贸学院工作以后，我一直受教于汪老。当时他担任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那时我们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研究所设在当时的9号楼，我们一起在9号楼工作。后来我们一起研究我国的复关和入世。
在我记忆中，我从1986年开始每年年初一，雷打不动9点半到10点到汪老家中拜访，坐一个小时后再到我的博士生导师陈老师家中拜访。从1986年到汪老2006年去世，年年如此。特别是最后汪老住院的时候，我多次去看望他。那时，他发着高烧，但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是很兴奋地和我谈WTO研究中心建设问题。那时离他过世也就只有两三天的时间。
今天我们一起怀念汪老，有件往事我想补充一下。汪老的贡献不仅仅是在他对我国复关和入世所作的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有一件事情值得述说讲述，希望今后整理汪老生平的时候记录一下。当时，外贸学院有一门必修课叫对《外贸易概论》。《对外贸易概论》主要阐述三个观点。第一是讲解国家为什么要实行外贸统制制度？。第二是讲述当时对国际贸易的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外贸易被称为是西方帝国主义剥削我国的一种手段。第三是讲述我国当时对外贸易坚持的两个原则，一个是调剂余缺，另一个是互通有无。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讲述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改革外贸统制制度，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刚从复旦大学毕业，汪老和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批教授一起发动了一场大讨论，一场关于比较利益论的大讨论。在当时，比较利益论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是不能讲授的。这一场讨论也得到了一批来自北京高校和研究所教授的支持。这场在上海发起的关于比较利益论的讨论，我们当初刚毕业的研究生都积极参与。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比较利益理论，汪老第一节课给我们讲比较利益论，听比较利益论的公式，我们也是一头雾水。这一场关于比较利益理论的讨论，我个人认为，这个意义不下于中国加入WTO。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初的比较利益论的讨论，就没有后面的改革和取消外贸统制制度，也就没有后来的汇率制度改革，就没有上世纪90年代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
前几天，许玫副书记来拜访我的时候，问我今天准备在大会上说什么？我想这件事应该值得提一下，为此我还是查阅了当年的一些会议记录。虽然这件事发生在我复旦读研究生的时期，但是当时上海许多学者和研究生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在座的一些同志也应该对当年这场大讨论记忆犹新。
今天我们共同纪念汪老，我觉汪老有两条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是要学习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汪老到了80多岁的时候仍然开展WTO的研究工作，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汪老在常熟路的家中有一个很小的的卧室兼办公室，他讲话的声音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汪老始终对学术研究充满着激情。第二是要学习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一生最长也最有意义的时间在外贸学院度过，所以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来到外贸学院作讲座，请把我曾经担任外贸学院院长这个职位放在介绍的第一个头衔，这是我最看重的一段经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