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老校长王新奎教授，校党委书记殷耀教授、霍建国院长、各位领导、汪老的亲属汪加女士、汪明女士、汪成先生，在座各位，我非常激动，举目望去，我们今天有在座的许多是汪教授的战友、同事、合作者和学生。今天，不提他们的名字我认为是不应当的，让我一一介绍。我们有来自复旦大学，今年已经85岁的董世忠教授；有来自海关专科学校的许志强教授；有我们外贸学院始终追随汪老思想前行的高永富教授、沈大勇教授；有我们当时外经贸委李牧处长；还有汪老在外贸学院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于申教授；当时上海知名杂志《国际贸易》的主编陈海燕先生。今天来到这个会场，恍若40年前、30年前历史的重现，我们纪念汪老冥寿100周年其实用三句古语就可以概括他波澜壮阔、孜孜以求、永远不朽的人生。
第一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第一段历史，王新奎校长讲得清清楚楚，不用我赘述。我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尽管有历史行将60年，但真正的复校、发展、壮大直至今日其实也就是40年时间。1978年就在改革开放的元年，上海外贸学院复院，我成为复院第一届本科生，来到一个完完全全知识荒芜的校园。当时的校园条件教材就是油印的，我们的食堂就是由砖头砌起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放弃对学习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对前辈的崇敬。就是在翻修和改造前的这幢楼第二层的阶梯教室，我4年大学生涯只听过汪老一次讲座，就是讲比较利益理论。就在这堂讲座中了解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这些经济学前辈所提出的经典理论，以及世界数百年实践所印证的典范思想。由此，汪老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能够真正践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学术领域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与中国而言是多么的弥可珍贵，1986年7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提出复关的申请。4个月后，就在这个地方，已是耄耋之年的汪老振臂一呼，组建多学科、多学院合作的一个纯粹的民间机构，当时叫做课题组，后来升格为GATT/WTO上海研究中心。这一段历史是可歌可泣，今天我们纪念汪老，就应当告诫人们，WTO事业完没有完成，WTO迎来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还要如此这般坚强、坚韧、努力和奋斗。所以我刚才所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古诗，可以写照我们汪老的人生。
第二句话我要引用的是今人所写“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是今人的诗，不是古诗，作者是臧克家同志。这句话用在汪老身上是真真切切的。从1986年11月成立课题组，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与WTO结下不解之缘。他最大的努力就是能够以自己的心胸和自己的影响力团结我们大家。刚才点到的几位已经离世，我认为今天不应该忘怀他们。上海财经大学许心礼教授（音）、上海外贸学院邵望予教授（音），都为WTO的研究作出自己不可或缺的贡献。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位，其实都是已经临近退休，在当时或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他们完全可以待在家里安享晚年、子孙满堂、幸福无比。但就是以这样一种责任感让汪老等一批学者一直为我国复关和入世呕心沥血。让我讲一下当时的历史，三位中国政要建议汪老成立这一课题组也就是以后的GATT/WTO研究中心，这三位同志都不能忘怀，其中两位已经作古：我们崇敬的汪道涵市长、我们国家著名的经济学家纪崇威教授，还有今天仍然在世的中国复关入世首任谈判代表沈觉人。
我谈这些历史事件是告诉在座各位，我们说走过这条道路，如果没有爱国心，是完全做不成的。国家给这个中心一共5万块钱，这5万块钱就成为革命的火种，让我们能够在平地起春雷之时，解了最难的无米之炊。刚才举的一些著作，根本不能完全概括汪老带领我们所写下的研究成果。我以参与者的身份和大家说，我们写下所有这些书是没有稿费的，出版社给我们的就是若干本你写下的书而已。我们图了什么？谁在自己的履历中写上这一段以示荣耀？谁以这些所谓的学术建树作为登向学术顶峰的阶梯？几乎都没有。所以，无需扬鞭自奋蹄是这些人的写照。我作为后辈，看到我们的前辈和榜样，始终难以平抑我内心的激动。
第三句诗则又是古诗，谁都会说，但是很少有人能做到，那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汪老离世的时候，我当时正在住院，我在医院写下挽联。感谢汪家信任我，把我的挽联用在追悼仪式大厅上所用的那一副挽联。今天我想说，他的人生是值得我们敬仰的、敬佩的和学习的。当年在外贸学院，汪老住在常熟路一个小房子，留下我们多少可以作为隽永记忆的回忆。我们聚在一起，聚是一团火，我们散开去，散是满天星，就是希望为中国改革开放鼓渔鼓，所以希望各位不要把汪老的功绩就定位在中国复关和入世上，如同刚才王新奎校长所言，其实是启迪和推动了一场在国际贸易领域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先行者，作为扛旗人，今天我们纪念他，缅怀他，是完全有意义的。
我特别荣幸，今年上半年在母校的一次论坛上，我直截了当地在公众场合提出对今年冥寿105周岁的裘劭恒教授，和今年冥寿100周岁的汪尧田教授应当有这样隆重和庄严的纪念，母校做到了。我十分欣慰，谢谢母校。
